市民在药店购买几盒助眠药、速效救心丸，竟收到“驾照注销”的提示短信？当地交警部门回应：确有此事。近来，这一事件在网上引发热议，一方面向大众普及了“酒驾”之外还有“药驾”这个概念，明确其严重危害不亚于“酒驾”；另一方面，这条短信触动了公众的敏感神经：仅因购药就面临驾照注销，个人隐私的边界何在？当大数据赋能“治驾”，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该如何平衡？
事情缘起于某地市民收到的一条短信：交警部门通过大数据比对分析，发现当事人可能存在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就诊或购药记录，要求其30日内前往车管所办理驾驶证注销手续，逾期未办理将依法公告作废。
短信发出的初衷清晰明确——防范患有癫痫、严重心脏病等疾病的驾驶员驾车上路，避免“药驾”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这一管理初衷本无可厚非，道路交通安全关乎公共利益，对驾驶人身体状况开展必要审查，也是国际通行的管理做法。但这条短信所折射的管理方式，触碰了现代法治社会两条敏感红线：个人隐私的合理边界，与行政程序的正当合规。
有网友不禁追问：买酒、买刀是否也会被提醒、被吊销相关证件？这背后直指一个核心认知：公共安全可以作为限制个人权利的合理理由，但此类限制必须恪守“比例原则”，即手段与目的相匹配，且对个人权益的干预降至最低。
从公共安全层面看，对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驾驶人开展筛查与干预，确有必要。癫痫发作、突发心脏病、严重眩晕等状况，都可能在驾驶途中瞬间酿成灾难性后果。近年来，“药驾”肇事案例频发，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不少医务人员也主动开展科普宣传。从这一角度而言，交管部门主动识别风险、前置干预隐患，初衷契合公共利益需求。
但问题的核心在于：个人就诊记录和购药信息，交管部门依据何种权限获取？如果未经法定授权、未经数据脱敏处理、未向当事人履行告知义务，便直接批量调取数据，数据获取的通道是否合法、是否具备明确授权，是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
比隐私问题更直接、更易引发公众质疑的，是程序上的瑕疵。不妨设想多种情形：当事人购药并非自用；曾被诊断相关病症但已痊愈，或病情稳定经医学评估不影响驾驶……这些情况下，当事人本有权提供相反证据、申请复核，却可能因现行程序安排，错过30日期限直接面临驾照公告作废的结果。
更值得重视的是，医疗数据具有特殊敏感性，既关乎个人最私密的身体状况，也直接影响公众就医的信任基础。
如果患者预见到就诊、购药记录会被用于“注销驾照”“影响生计”等目的，前一秒就医购药，后一秒信息就会“被调阅”，势必产生直接后果：部分患者选择隐瞒病史、回避就医，进而衍生间接影响：医患之间难以建立充分信任。两种情形最终都会损害公众健康，甚至反向增加公共安全风险——那些真正患有不宜驾驶疾病的人员，因担心失去驾照而拒绝就医、隐瞒病情，继续驾车上路。
由此可见，医疗数据用于非医疗用途，不仅需要明确的法律授权，更要审慎评估其“次生风险”。一项好的公共政策，不能只考量“如何发现风险”，更要考量“风险发现机制本身是否会催生新的风险”。
这条短信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是因为它触及了现代社会治理中的一个核心难题：当技术进步让“数据治理”变得空前高效时，我们该如何在治理效率、公民权利、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划定清晰合理的边界？
公共安全不是可以无限穿透隐私的通行证，个人隐私也不应成为逃避合理监管的挡箭牌。当一条短信既让公众感受到“被关注”，又让他们感到“被冒犯”时，这恐怕不是公众不够理解管理的苦心，而是管理方式本身还需要进一步打磨完善。
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法治框架下，完全可以尝试找寻兼顾两者的治理路径：在明确法律授权、规范数据使用的同时，完善“药驾”综合治理举措。除驾驶人端的管控外，还可加强对可能影响驾驶能力药物的分类管理，比如在药品说明书中强化安全警示，在医疗环节建立更完备的风险告知和记录制度。
技术向善，治理为民。大数据“治驾”，既要守牢公共安全底线，也要护好个人隐私红线，让治理真正赢得社会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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