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论定”，这句古语告诉我们，无论一个人在人生中多么权势滔天、不可一世，最终能为后人评价的标准，还是得看他死后的“谥号”。在中国古代，帝王将相这样的高位人物往往在去世后会被朝廷赋予一个具有深刻评价意义的称号，这个称号或是褒奖、或是批评、或是同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谥号”。 对于文官而言，最为崇高的谥号便是“文正”。“文”代表着经天纬地的卓越才华，“正”则代表着内外宾服、正直无私。合在一起，所谓“文正”，就是要评价一个人在生前无论是个人的修养还是对国家的贡献，都应当是卓越的，堪为典范。因此，能够获得“文正”谥号的，必定是文人心目中的至高荣誉，自唐朝以来，文人们为之梦寐以求。 北宋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曾经说过：“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他认为，“文正”不仅是文人道德的巅峰，更是所有人臣谥号中的最高荣誉。两宋三百多年中，只有九人获得了“文正”的谥号，其中包括司马光和范仲淹。即便是王安石这样出类拔萃的伟大人物，也仅仅获得了“文”的谥号，而不是“文正”。 到了宋朝之后，元朝只有五人获得了“文正”，明朝则仅有四人。而在方孝孺几百年后的追谥中，李东阳则是在临终时主动请求得到了这一荣誉。然而，到了清朝，竟然有多达八个人获得了“文正”谥号！难道清朝的这些人物真有那么多功绩值得如此极致的肯定吗？ 事实上，清朝的“文正”谥号获得者中，确实有几位堪称功绩卓著的杰出人物。第一个是汤斌，清初的理学大家，他继承并调整了明末的王学，并且具有极强的务实精神，所到之处深得民心，治政风清，成就非凡。第二个是刘统勋，他是雍正、乾隆两朝的重要支持者，官至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三部尚书，劳苦功高，他的长子刘墉，便是后世传颂的“宰相刘罗锅”。第三个是曹振镛，他为官五十余年，曾任首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凭借平定喀什噶尔的功绩被晋封为太子太师、太傅，甚至被赠画像入紫光阁，位列功臣之首。第四个则是名震一时的曾国藩，他以镇压太平天国的功劳，成为了大清的中兴名臣，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 然而，除了这些功绩卓著的人物，清朝还给另外四位大臣——朱珪、杜受田、李鸿藻、孙家鼐——授予了“文正”谥号。尽管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很大，但与曾国藩这些功勋卓著的名臣相比，他们的贡献显然还存在差距。那么，为什么他们能获得如此崇高的谥号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都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们是帝师，也就是未来的皇帝的老师。 朱珪便是嘉庆帝的老师，在嘉庆年少时，乾隆极为宠信大臣和珅，嘉庆也曾被和珅打压。正是朱珪的悉心教导与庇护，才使得嘉庆能够平稳度过难关。嘉庆登基后，感念朱珪的栽培，特意在朱珪去世后授予他“文正”的谥号。 咸丰帝的情况与嘉庆相似，他年幼时丧母，对老师杜受田的感情非常深厚。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訢无论在文才武功上都远超咸丰，但正是通过杜受田的提点和支持，咸丰才能成功登上皇位，获得了道光帝的认可。正因此，杜受田也成为了咸丰帝的老师，并最终获得了“文正”这一荣誉。 从这一点看，帝师获得“文正”谥号似乎变成了一种惯例，后来的同治帝老师李鸿藻、光绪帝老师孙家鼐，虽然他们在大臣的职务上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功绩，但由于他们是皇帝的老师，便也理所当然地享有了这份殊荣。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正是“运气”带来了这份超乎寻常的荣耀。 在这背后，固然有着历史的偶然性，但也不乏对师道的深刻尊崇。帝王们的师长，往往在他们的政治生涯和成长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所给予的“文正”谥号，不仅是一种荣誉的象征，也反映出皇权对传统文化和师道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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